学术期刊发表网 位置：『教育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的 时间： 2022-07-10 03:32:00 (12 )

摘要：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特定群体为适应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制度规范等等。千百年来，华夏先民基于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机缘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特定群体为适应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制度规范等等。千百年来，华夏先民基于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机缘，创造、发展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与魅力的中华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思想资源，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

　　然而，中国有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不等于就拥有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现代转型的问题，其精神内核与思想理念还需要通过发展、创新，彰显现代价值，才能满足今人的精神需要，获得生机与活力。为了考察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问题，首先必须检视近代以来的诸多中西文化观。

　　殷海光在20世纪60年代谈到，“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论争了。从理学名臣倭仁于1867年反对士人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这个论争的延续将近百年了”［1］。而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年来，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使中国知识界处于分歧之中。迄今为止，尚无广泛的共识。余英时指出，“大体上可以分为2个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是主张全盘拥抱西方文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阻碍，必须首先加以清除。另一方面是极力维护传统文化，视来自西方的现代生活为中国的祸乱之源，破坏了传统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安定，另外，在这种极端态度之间当然还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西化论与本土论以及模式各异的调和论”［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

　　学术界对上述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已经有了详细、深刻的论述，也历来为学者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现代学人的多数中西文化观都可以视为这3种观点的延续和发明，没有根本的、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异。

　　反思，一方面来自于时人的论争，因为抛弃偏见的反面立论无疑是最好的反思；另一方面来自于后进学者的省察，而在这一方面最为有力的无疑是殷海光的著作［1］。本文即以此为线索、以文化路向说和全盘西化论为实例，力图勾勒出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思概况。“中体西用”曾经风靡一时，但这种调停、折衷的办法至今尚无学理上的支撑，故而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第一，就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而言，胡适、张东荪、严既澄、陈序经都有过专门的批评，这些批评汇集起来主要有以下2点。

　　（1）梁漱溟没能真正把握文化的定义，不明了文化的内涵。其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只是从哲学上观察文化，而没有从全体上研究文化。张东荪说：“所以我对于梁书的最浅的批评是只认他专是从哲学方面而观察文化的，不认他是从全体上研究文化。”［3］另外，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孔子思想有失偏颇。“须知一个民族的文化，断断乎不是一个人领着路便可以把全人类带入那一路去的”［4］，故而“无论中国文化（依梁君定义即中国人的生活样法）与孔子思想有多大的关系然而总是2个东西”［3］。同时，梁漱溟对孔制的理解不够客观。梁漱溟以儒家的性善论为立论的基础，并且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回避了孔制的弊端。“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文化？”［5］

　　（2）梁漱溟对文化路向的划分根本不能成立，其对文化走势的判断根本没有依据。梁漱溟将文化分为物质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宗教的文化3种，然而就全体而言，没有文化不包含这3方面的内容的。陈序经认为，“然而他忘记了所谓文化本身上，是包括这3方面以及一切的言语种种。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可寻出这各方面，而各方都有

　　第二，就全盘西化论而言，现代新儒家一直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而对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进行反思的其他学者也不在少数。新儒家往往从民族感情、本土文化立论，这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建立在现代理性之上的批判则首推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殷海光对胡适西化的主张和陈序经全盘西化的主张进行了批判［2］。殷海光从全盘西化有否必要和全盘西化有否可能2个方面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全盘西化没有必要。殷海光指出，全盘西化的必要条件是“西方文化百分之百的‘好’，而中国文化百分之百的‘坏’”［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现代文化具有众多里层的病况，其在“精神内容”上逐步走向空漠、在社会生活上逐步“货化”、技术化和自动化［1］，其对人性的戕害不一而足。因而，西方不是天堂，中国不是地狱。（2）全盘西化不太可能。殷海光认为，“一个文化分子有它的基本性格结构。一群文化分子有它的基本模式性格结构”［1］。如果一种文化要全盘接受另一种文化，则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性格结构，这当然是极其困难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不明了文化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特征的吸收也不是说要吸收就能吸收的。”［1］这其中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正如余英时所说：“文化虽然永远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2］

　　由此可知，极力维护传统文化和彻底主张西化的观点都不可取。但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却刻不容缓，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呢？这一关乎民族未来的重大课题断然不是只言片语、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笔者断然不敢企望能够给出解决的方案，只是想就中国文化的出路提供些许浅薄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重视文化创新。这种创新不是要推倒一切，另起炉灶，而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传统文化创新的必要、核心与原则

　　人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其文化也是需要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的。环境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文化有所创新。那么中国文化到底该如何更新与发展呢？也许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以至于我们难以找到入手处和突破口，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意见纷纭。抛开具体细节不论，在文化创新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原则上却急需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只有这样，文化创新才能在纷争之中不断前行。

　　中西交会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趋势，中西文明必然在接触和竞争之中相互融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1］的观念早已为历史所抛弃，与时俱进是变迁之中的内外环境对中国文化自身发展所提出的最高要求。

　　第一，我们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到世界格局，时代日新月异，世界正在以加速的形式发生着巨变。急剧变化的时代、日新月异的世界正在挑战着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这需要我们加以回应，更新文化形态，形成有效指导我们行为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不至于在新的环境中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要在新的时代继续保持自身的优势和影响力，继续为人们提供认知世界、进行社会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就需要因时而变、不断创新。

　　第二，文化创新，也是中国文化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当今世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各种不同的文化都需要彼此分享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中显现自身的价值与魅力，获得理解与认同，就必须能够为解决当今世界各国种种问题提供思想资源，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进行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充分发掘，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指出：“30年前克罗伯和克拉孔两位人类学家便检讨了160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2］这其实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创新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念的更新。

　　面，现代化已经在不断地深入。但这种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尤其是在思想文化上的现代化更是如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珍视的、富有特色的价值观念，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人和天地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对于自我的态度、对生死的看法等等［2］。它们维系着古老文明的成长与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理念与制度安排，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要素。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的理念，对于消弭当今世界各种对立与纷争具有重要意义。又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处。这与西方强调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具有互补性［7］。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至关重要而又宏大无比。面对这一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课题，急需确立能够为当代学者所广泛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殷海光曾就研究中国文化提出了三大主导条件：第一，现代逻辑的工作者所说的逻辑；第二，自休谟以降的经验论者所说的经验以及美国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用之结合；第三，必要时的价值观念，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念［1］，即必须充分运用理性的力量，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再辅以价值观念的判断。然而，当代学者在价值观念上的纷争实在不亚于在中西文化上的纷争，故而本文不过多地阐述价值观念的原则。除此之外，必须坚持理性的思维，必须坚持现实的问题导向。

　　坚持理性的思维就是坚持科学的思考方法。而“就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而言，民主与科学确代表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势”［2］，“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2］。“五四”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但时人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都流于表面。就科学而言，时人只看到了器用层面的技术，而没有注意到其背后的理性思维。殷海光指出：“我们这个社会，虽然在器用方面许许多多人欢迎科学的产品，特别是美式事物，例如电冰箱、电唱机、自来水笔、尼龙丝袜等等；可是，同时却拒绝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态度及科学的思考方法。”［8］这种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和消化的“科学的思考方法”就是理性。邓晓芒认为，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之一就是从“科学”深入到“理性”［9］。由此可知，惟有当理性之光普照神州大地时，我们现代化的深入才真正开始。

　　坚持现实的问题导向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发展与更新文化，应当坚持问题导向，从现实问题出发，清醒地分析我们的现实处境，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深刻了解社会的需要，善于从现实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围绕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案。我们必须彻底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一切以现实为根据。“我们运思在求通，求通在求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想通的就行，管它古、今、中、外、乐观、悲观做什么呢？”［1］对于我们文化传统中已有的资源，我们需要认真地梳理、继承、利用，把握其精神实质，服务、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离开现实问题导向的文化继承是抽象空洞的，也是难以成功的，围绕现实问题的解决，文化继承才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同时，对于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之中缺乏的、薄弱的内容，我们要勇于承认缺陷，努力弥补，以兼容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使之为我所用，促成我们现实问题的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提升文化创新的能力，建立鼓励文化创新的机制，数量众多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就一定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而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价值观念的更新为核心问题、以理性的思维方式、现实的问题导向为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能成功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 、结语

　　通过梳理和检视近代以来学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研究可知，文化传统的现实和现代化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全盘西化、极端保守和折衷中西都无法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而其真正的出路在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是必要而迫切的，在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以价值观念为核心、以理性思维、现实的问题导向为原则。经过现代创新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真实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3］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c］//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84-96.

　　［4］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c］//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96-107.

　　［5］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c］//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2008:108-122.

　　［7］肖永明,张天杰.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中的对外文化传播［j］.现代传播,2010(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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