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发表网 位置：『教育理论』世纪的误读与隔膜 时间： 2022-07-10 03:36:10 (12 )

摘要：　　心是初登文坛就获得巨大影响的作家，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其世纪初的影响，主要来自人生问题小说的创作，然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于冰心人生问题小说的评价，历来都不算高。这一世纪

　　心是初登文坛就获得巨大影响的作家，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其世纪初的影响，主要来自人生问题小说的创作，然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于冰心人生问题小说的评价，历来都不算高。这一世纪的隔膜，来自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的隔膜。冰心人生问题小说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问，切入到了转型时代最深层的意义虚空，呈现了小说是展示存在的文体文化本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二十世纪的文学天空“繁星”闪烁，与二十世纪同龄的冰心，真正属于这个世纪，自五四被“震上文坛”，一开始就以小说、散文、新诗等，在开创期新文坛获得全方位的影响，对于这个世纪的一代代读者，她的浸润着温情与爱心的优雅文字，带来的是不可多得的爱的慰籍。然而，反观我们的评论界和文学史，对冰心的评价并不算高，向来对冰心文本的解读，只肯定形式层面的“冰心体”，而漠视作品的灵魂；与此相关，对于冰心各文体的创作，相较而言，肯定性评价多集中于散文和诗歌，而对其小说评价不高；就对其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的评价来说，则较多肯定所谓社会问题小说，而对其反映人生苦闷与意义探索的人生问题小说，历来遭到忽视或否定。可以列举一些代表性的评价：

　　好一朵暖室里花，……冰心女士真是个小姐的代表！……若说冰心女士是女性的代表，则所代表的是世侩性的女性，只是贵族性的女性。”（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1925年元旦《民国 觉悟》）

　　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现代评论》第72期。）

　　从她的作品中所展开的世界看去，她对于社会只有一种远观，对于人类并没有深入的接近，对于一切的社会的问题并没有加以深邃的探讨；她只是在她自己的世界中，唯心的去论断了一切。\她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黄英[阿英]《谢冰心》，《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

　　她的所谓“爱的哲学”的立脚点不是科学的，——生物学的，而是玄学的，神秘主义的。（茅盾《冰心论》，1934年8月《文学》3卷2号）

　　她所处的阶级超过丰衣足食者之上；……她是个安居在家庭里的闺秀，……不曾接触过污浊的社会；……她不明了社会的组织和历史，而且不曾经过现社会的痛苦，……未免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太盲目了。（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现代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女作家》，复兴书局1931年版）

　　她的爱的哲学，是不能做多少文章的，但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丁玲《五四杂谈》，1950年5月10日《文艺报》2卷3期）

　　然而她不愿停留在她最初所留意的“问题”里，现实太丑恶了，她的中庸主义只能给问题以抽象的解答，她逃入了理想，逃到母亲的怀里。她在温暖的家里感到了“爱”，而在社会的现实里感到了“憎”，她企图用“爱”来温暖世界，自然就和实际世界隔离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作者虽然受到“五四”浪潮的影响，有了一些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优裕的生活地位，狭窄的生活圈子，跟下层人民隔离等种种条件限制着她，使她并没有真正产生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要求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激情。（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

　　它们反映了一个胸无城府的青年女性的热心肠，也反映了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女性的天真和清浅。因此，当她在某些小说中试图开列治疗社会症结的方剂时，往往陷入只知治标，不能治本的幼稚之中。（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这些否定意见，存在着来自功利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化观念的误读与隔膜。重评冰心的人生问题小说，需要通过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冰心人生问题小说产生之文化语境及其得以产生轰动效应之接受语境的回溯，追问和展现其不可多得的文化价值。

　　没有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因而缺少社会价值的否定性观点，首先来自文学观念的隔膜，有赖于对文学的有关本质问题的廓清。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基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在经历功利主义批评的泛滥后，我们又把文学的本质定位于带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所谓“审美”上。笔者以为，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应把它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大要素，放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等并列比较的大背景上。几千年的文明史业已显示这三者的本质区分，首先，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以经验性、物质性的“外宇宙”为研究对象，则文学是以体验性、精神性的“内宇宙”为展示对象。其次文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试图通过概念、范畴、定义、推理等逻辑手段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文学则通过形象、意象和意境等艺术手法展现人的存在状况本身。再者文学也不同于历史，历史是记载已发生的事件，而文学是展现可能性的存在，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之不同，在于它诉诸的是语言的艺术符号和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本质应是审美地展示存在的可能性的语言艺术。因此，文学批评也形成不同的视角：文学的审美批评、文学的话语——形式批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的文化——哲学批评等等，不同的批评有不同的视角，但本质上又相互关联，即都要落实于存在展示和审美这两大要素。以前对冰心文学价值的过低评价，大多是出于社会——历史批评，但需要分清的是，社会——历史批评不等于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前者的目的是试图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方向，而后者只是从社会——历史角度认识文学所展示的人的存在状况，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对冰心的评价必须落实到展示存在之可能性这一基点之上。

　　肯定冰心的散文、诗歌而否定其小说的评价倾向，与上述理论误区相关，同时又夹带着文体观念的偏见：小说相对于诗歌、散文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历史使命。对小说社会功能的强调，来源于梁启超等在中国近代变革中对小说救国作用的一厢期许和神奇夸大，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体观念的一个功利主义传统，它与 “文以载道” 的传统遥遥相接，不过，“载道”在古代是由被视为正宗的“文”（散文）来承担的，小说在当时还不入大雅之堂。文体批评也必须确立自己的本质性标准，即根据文体的本质来评定文体的价值，以前我们谈得较多的是文体的形式本质，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文体的文化本质。是否能从文体的文化本质角度，开辟文体批评甚至文学批评的新视野呢？

　　当上帝慢慢离开他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堂吉珂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这个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的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了数百个被人们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和小说，以及与它同时的它的形象和模式。[1](4~5)

　　索考，上帝就发笑。·······我很喜欢把小说艺术来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1](153~154)

　　昆德拉阐述了小说发生的文化背景，在发生学意义上道出了小说文体的文化本质，刚刚离开上帝的西方人，就像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于是小说应运而生，小说是这一无神的世界中问题展现的场所，或者说是对这充满问题的世界的叨叨“叙事”。所以，昆德拉特别强调小说展示存在的功能：“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人的可能性的场所。”[1](142)“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1](4)同样的文化尺度上，我们也可以探讨、追问戏剧、诗歌等文体的文化本质：戏剧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式，盛行于上帝退隐之前，其显著的仪式性特征，可以看成是展示神性的舞台；诗歌的形式出现很早，但它最初并不是作为具有独立文化本质的文体出现的，而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形式”（韵文），是其它文体的载体。诗歌作为独立文体的文化本质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走出家门 的西方人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探索，带来的却是十八世纪末普遍失望的情绪，凭着尚存的对上帝的回忆，人们的思绪又回到往昔，“思乡”的念头于是弥漫开来，正是在这所谓“浪漫主义”思潮中，诗，作为一种

　　独立文体开始大规模兴盛，“牧笛”在诗中悄然奏响，并蔚为声势。在这一文化背景中，诗，可以看成是对退隐后的上帝追怀，是于无神的世界通达“神性”的阶梯，即如海德格尔所言，诗呼唤神性。文学批评若能深入到各文体的文化本质层面，就能揭示文学的文化价值，这应是文学研究更应重视的层面。对冰心小说的评价，亦应作如是观，即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冰心小说的文化价值，而对这一文化价值的揭示，则依赖于以下对文学的文化本质及小说的文体的文化本质的认知：1、文学是展示存在的语言艺术。2、小说是神性价值退隐后有问题的世界的展示。

　　中国现代小说发生于“五四”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潮流被文学史家称之为“问题小说”。“五四”在文化转型的意义上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不过，我们走出的是“传统”这个“上帝”，随着封建体制的崩溃，传统的意义体系作为整体也解体了，以前传统景观下的世界渐渐变得模糊和陌生起来，原来没有问题的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因而说，转型时代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中国现代小说正是被这一时代大潮中冲上了历史的舞台，承担了关注问题、展示问题甚至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五四时期，冰心接连写出《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一个兵丁》、《一个军官的笔记》等问题小说，表达了对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人才问题、妇女问题、战争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成为“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1921年发表的《超人》，标志冰心的小说开始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当时年轻人普遍感到苦闷和焦虑的人生问题。《超人》一发表就获得轰动：“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这篇不愧是建设中的第一篇小说创作。”[2]“实在是包含尽了现代青年烦闷的问题。”[3]读者对这篇小说的反应竟是“哭”和“泪水”，沈雁冰在小说后面加以“附注”：“谁能看了何彬是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4]佩衡评论说：“《超人》出来，已赚得青年人的许多眼泪了！”“冰心女士底描写母亲，描写小孩。屡见不一见，却是回回使我们堕泪。”[5]《小说月报》上另一个批评者说：“读完这篇东西，细想这个冷字而不哭，那线]此后，冰心又是一发而不可收，发表《离家的一年》、《烦闷》、《疯人笔记》、《遗书》、《寂寞》、《悟》等人生为题小说，从这些小说中，走出一个个“被抛弃在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那样颓废、空虚、苦闷”的年轻人形象，成为当时茫然四顾，上下求索的青年人的代言人，年轻人为何彬们的忧郁牵肠挂肚、神魂颠倒，又为冰心在小说中所树立的爱的思想赶到莫大的慰籍。可以说，在五四初年，人生问题小说，超过了其散文与新诗的影响，是人生问题小说，最初成就了冰心。后世对冰心文本的解读，出自于狭隘的社会的、政治的眼光，重冰心社会问题小说而轻其人生问题小说，只指认小说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和缺乏对当时引起小说轰动的接受语境的了解。现在，我们已无法完全体会冰心小说在当时的巨大冲击力，因为语境已经变迁。但是，如果能使当时的接受语境再一次敞开，我们会发现，冰心小说文化价值就深刻地蕴含于其中。

　　人无往不求意义的生存，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一个意义体系，所以，文化转型时期的问题，本质上是意义问题，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常常呈现于旧的意义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意义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的意义虚空中。雅斯贝尔斯说过，转型时代是个痛苦的时代。价值转换过程中的意义迷失，决定了转型时代的悲剧性。中、西两大文化转型之“问题”的显现，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刚刚出走的西方人是欣喜万分而又信心百倍的，由神到人，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属于人的主体自由，确认了自身的能力。西方小说应运而生。薄伽丘和拉伯雷首先在亵渎神圣中树起了人欲和人智的大旗，神性之光暗淡了，当世界瞬间被置于灿烂的人性之光的朗照之下，这时所谓的问题，是新对旧的审问，其实质是“重估”，因为答案已包含在其中。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真正的意义虚空中，出现在想找到答案而不得的焦虑中。其实，早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早期自明的主题开始隐去，莎翁的悲剧进一步把人性的狂欢演变为人性的忧郁，文艺复兴中后期，人们已经发现，走出家门的自己，似乎还不能独立承担没有上帝的世界。然而

　　，这只是提前露出的不谐和音。前脚既已跨出大门，后脚就不想再跨进大门的义无反顾，迫使人们寻求在这世界的“立足点”。人们聚焦王权理性、启蒙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于是立足点便落于人的理性本身。理性，成为近代人新的“上帝”，它至高无上，却又根于人自身，人在对自己的膜拜中勤劳而自信地经营着世界。但更大的未几也就在后头，一旦人们发现亲手摞成的“理性王国”却异于人的本性；发现理性的“越权”虽然带来了物质世界的空前充实，却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存在致命的局限的时候，马上堕入失望之中。意义又一次遁隐，虚空可怕的张开。直到发疯的尼采最后痛苦地喊出“上帝死了”，几个世纪前开始的上帝退隐所引起的问题，才真正严重地出现。脚下的大地裂为深渊，人们茫然无着、孤苦无告。可以说，自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方现代转型尚未终结，因为，问题尚在出现。

　　中国近代开始的文化转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内的自然演变，而是裂岸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冲撞的结果。传统并非主动退位，而是被赶下台，因此说，这一转型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同时在另一方面，对转型期的新一代来说，接受新的价值又是积极确定的，他们拿来的是已被确认为真理的来自西方的新历史价值，国人很快接受了科学这个新的权威。但“五四”潮起潮落，只短短几年间，刚接受的价值就陷入新的信任危机中。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原因。“五四”高潮时期的“理直气壮”主要来自两个外在因素：一、对新价值的肯认是以负之数和强弱对比为前提的；二、这一信念又坚定于“五四”高潮的宏大声势。在重估一切价值的转型时期，科学提供了反思与证伪的工具理性，但在价值重建中，工具理性的建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对于“五四”时期刚刚罢黜传统的中国，传统的价值秩序已然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构建，一旦解构的激情消失，传统退位后留下的虚空便显露出来。与“五四”高潮时期“浩歌狂热”的状态不同，1920年代初，思想界突然转入焦灼彷徨之中，时代的主题话语由“批判”转向“寻路”，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人生的意义、价值和道路等“人生问题”的追问。知识者开始纷纷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冰心的“爱”、王统照、叶绍钧的“爱”与“美”，都是自我信仰的追求；年轻人则喜欢思考人生问题，喜欢阅读表达人生哲思的著作。1920年代人生观问题大论战，正是这一时代焦虑的征象。可以说，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其意义虚空，在“五四”退潮后才线月，冰心在《燕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小说《一个忧郁的的青年》，是她人生问题小说创作的开始。小说主人公彬君是一个忧郁的“悲观主义者”，他的忧郁性是“入世之初带来的”，“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则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从《超人》、《烦闷》、《悟》······，这些小说中走出一个个耽思善感、烦闷忧郁的青年，“忧郁”和“烦闷”，既是这时期冰心小说的标题，又是她这时期小说的情感基调。《超人》的主人公，整天困扰于人生的本质是“憎”还是“爱”；《烦闷》中的“他”已看破“社会之谜”，失望于人类，叩问宇宙的奥秘，又不得而知，因此“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镇日“烦闷”；《悟》中的钟悟，为求证世界的本质而于雨夜出走，深夜游湖。冰心写于这个时期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在优美的诗行中，则寄托着宇宙人生的沉重思索。

　　人为什么存在？人存在于何处？自古就是人类终极问题。问题本身，呈现的就是提问者的存在状态。终极问题，发自存在深渊的最深层，不是随便什么人能轻易提出的。只有当存在者真正面临深渊、即存在的依据出现疑问的时候，才会有那些思想的先躯者们提出。由于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只给我们设定了一个丰富无比、寄托无穷的一重世界，中国人很难在其中感受到来自生命本体的紧张与分裂，无法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更广大的文化视觉探求人类的社会形态，探求人类精神栖息的理想模式，也就尤难提出发自生命本体的终极问题

　　在中国历史中，有过三个时期，由于此世历史的骤然断裂，引发了固有价值的迷失，出现了向终极问题发问的意向。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天下失范，为给重建秩序提供根基，哲人的思路延伸至天人之际，触及人之存在依据等终极问题，但这一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问”出的，不如说是“给”出的，故而浅尝辄止。这时代提问的真正代表是屈原，他怀揣“美政”理想，决意帮助楚王勤政富国，但忠而见谤，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怀石自沉前，以大河决口般的愤懑，一连问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怀疑至遂古之初，直到百物之琐末，放言无 ，为前人琐不敢言。”这是对宇宙、自然、神话、历史之根据的空前质疑，屈原的发问，并非求问什么客观知识，而是身陷历史困境和信念危机之中思无所依的结果。再次是魏晋六朝时期，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纷起，儒教伦理政治秩序，在欲望的冲撞之下四分五裂，真诚儒士的信念在悲伤无奈之中落叶飘零，意义消失了，生命坦露出来，“夫死生亦大矣”，对生死等终极问题的忧思与追问，遂弥漫魏晋诗文。这之后明末的“天崩地解”，曾给士大夫以强烈的思想震动，他们苦苦追寻王朝覆灭的原因，直至对专制制度的质疑，但这一追问最终限于历史层面，没有引起终极问题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终极问题的第三次追问，发生在近代，异质文化的正面冲撞，使近代中国进入空前规模的文化转型时期，至“五四”达到高潮，而空前严重的意义虚空，在五四退潮时期方始出现。传统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整个崩溃了，已有的新价值却不能在根本上确立，存在裂为深渊，关乎意义和价值的终极问题，于是乎大量涌现，苦闷，彷徨，成为笼罩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冰心，适时地出现于这一空前的意义虚空中，以她的人生问题小说，代表那个时代提出了终极问题，她以本真的焦虑和执著的追问，忠实表达和展现了时代的深层痛苦，在文学展现存在之本质意义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

　　［２］张有仁. 读了冰心女士离家的一年以后[a]. 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北[c].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３］剑三（王统照）. 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a]. 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c].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４］冬芬（茅盾）. 超人附注[a]. 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ｃ].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５］佩衡. 评冰心女士的三篇小说[a]. 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ｃ].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６］潘垂统. 对于超人的批评[a]. 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ｃ].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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